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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马恶人骑一律生长，互立互补一律功效。 ????高二下学期期末考的时候，我依然稳坐第一名的位置。??令我和阮薇薇吃惊的是，第二名竟是黄枷。??阮薇薇说也许你和黄枷才合适，你看你们的成绩都挨得那么近，我看着阮薇薇的眼睛渐渐褪去光泽，我说不会的，他更喜欢漂亮的女生呢，我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安慰阮薇薇，但我多么害怕她难过。??可另一方面，黄枷却像一粒种子在我的心里渐渐萌芽，我总是记得他跟我说他英语其实很好时的神情。他的脸色那么好看。而那刻我心声如海。??可是阮薇薇说其实你也很漂亮啊，阮薇薇还说，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喜欢黄枷？??我掩饰着我的慌张，我低下头轻轻摇着，我听见阮薇薇继续说着，你要是说谎，就会像皮诺曹一样长一个长长的鼻子。??说完，阮薇薇安静地去看自己的书了，而我在想，我的鼻子会不会真的因此长长呢？??阮薇薇开始暗自用功，我知道她的目的是不做凌霄花，而是像株木棉一样和黄枷站在一起。??阮薇薇说我不会把黄枷让给别人的，她看我一眼，说，任何人。阮薇薇说每个人的幸福都靠自己来争取。??阮薇薇这么说着，我忽然感到一种恍惚的幸福，我想，每个人的幸福都靠自己争取，为什么黄枷不可以是我的幸福。??高三的时候阮薇薇问黄枷要考那所大学，黄枷转过头来，眼睛却瞥向我，我赶紧垂下眼去，却又无比清晰地听到黄枷说的话，F大。??那年的高考，我们三个竟然同时考到了F大，榜单前，阮薇薇看着我说，老天真是公平，让我最爱的两个人都没有和我擦肩而过。??可是我却没有走进F大的大门，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爸爸已为我办好了去纽约的签证，爸爸以为我会开心，因为从小我就有出国留学的愿望，而现在这个儿时的愿望达成，我却遗失了所有的快乐。??1999年我到纽约苦学英语。在头两年里，我和阮微微常常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写很长很长的电子邮件给她，包括我吃了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看了哪些书，我不停地在键盘上敲啊敲，把字一点点地垒起来，遮住屏幕上寂寞一样的白色。??我想念阮薇薇，也想念黄枷，但我从来不在信里提到黄枷，我觉得自己像是灰姑娘，总是在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遗失自己的幸福。??反而每次阮薇薇都会提到黄枷，仿佛不那么做会对我有所亏欠。阮薇薇说，他今天穿了件耀眼的白衬衫；他现在学习很刻苦；他问我要你的电子信箱要不要给他；他现在变得有些神情落寞……??只是后来邮件越来越少，直到再也没有音信，我想起阮微微的话，幸福都靠自己来争取，我想或者，黄枷不是我的幸福。??我不再给阮薇薇发电子邮件，我想或者，他已经和阮薇薇幸福地走到了一起，我不忍心打搅他们的幸福。??在纽约我过着艰苦又落寞的日子，唯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我可以看到鸡蛋花。看到鸡蛋花我就想起黄枷，想起他那张漂亮的脸。我第一次看见黄枷的时候，校园里的鸡蛋花开得正盛，而临我的窗子正打开着，他从窗前走过时，我闻到了淡淡的鸡蛋花香。??我来纽约前，阮微微一直抱着我哭，黄枷却送我一束鸡蛋花，黄枷附在我耳边小声说知道吗？鸡蛋花像那只小猪男一样代表了想念呢。??我总是一个人的时候想起黄枷来，我拿出剩下的那是红色的玻璃猪，她不再剔透并且丢了只耳朵。我记得黄枷说那只蓝色的玻璃猪是小猪男，我对着剩下的一只说，没有什么是永远在一起的，可是小猪女，你觉得寂寞吗？????4、 　　52、先招惹我的是你，舍不得的是我，感动你的是我，放不下的也是我，你累了不想演了，不肯剧终的是我，你离开，我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剧，如果我们当初不互相添加好友，或许最后我们连回忆都没有。 　　没有事物可以真正预知结果和未来。 />　　　　到兰州去　　大西北，黄河之滨，皋兰山下，有一座陇上金城，是为兰州。　　据传，五十年代初，国家号召内地人支边，就有上海小男人闻兰州之名而泪下，说是：“妈呀，兰州呀，一出门就是沙漠呀，走路都是骑骆驼呀，吃不上大米和鱼呀，吃的是面条和牛肉呀，侬不去行不行呀……”按说，兰州也好，上海也好，总算都是一国的，如果说上海漂亮得如同咱家的客厅门面，那么灰头土脸的甘肃起码也可以算是咱家的屋后荒园，而从前堂客厅到屋后荒园，真的就有那么可怕的差距么？但是实话实说，好多南方人真的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自己国家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兰州。　　2002年，我到广东去观光。为了表示对粤语的强烈抵抗，我就以牙还牙，大讲而特讲甘肃的方言土语。广东人听了，问我：“先生啦你是陕西人啦？”看看看看，在南方人眼里，整个大西北，就只有一个省：陕西！就只有一个城市：西安！　　兰州人闻言，怎能不义愤填膺或潸然泪下。　　然而兰州却是我的省城，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第一个“大城市”。　　小时候去兰州，是由母亲抱着去兰州的军营找我父亲。当时我大约是在所谓的襁袍之中，太小了，虽然那旅游的感觉一定如同云来鹤往，但现在却什么也不记得了。1982年，18岁的我到兰州去求学。七块钱的一张车票。一个行李卷里塞着几个朋友送的笔记本。没有书，只有一脸的书生意气。　　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老解放轿车粗声粗气地蠕动在陇上九月的黄土高原。我兴奋异常，双眼发光，从高低左右不同的角度打量着秋雨里大西北的这一方山山水水，像读着一本好容易才搞到手的旧书。在一个封面上印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笔记本的第一页，我记下了当时“进入大地怀抱”的感受：“当汽车在山梁上奔驰时，透过朦朦雨雾，只见一条闪着水光的白色带子在眼前微微闪动着，汽车就像是飘浮在这白色的带子之上。绿树遍野，云雾朵朵，阳光时隐时现……”当然，如果用我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慢吞吞的汽车像是一只爬动的蠕虫，它的前方，有一颗大果子，它的名字叫做兰州。”　　老解放跑了整整一天，天黑时，终于到了兰州。　　我考上的是西北师范学院。据我父亲讲，我是命中注定要上这个学校的，因为就在我结束高考之后，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山坡上挖地，父亲说：“昨晚我梦见在兰州师大的校园里转悠。校园里长满了亮着露珠的大西瓜。而且过世了的你奶奶也好像在那里转悠。”我想也怪啊，世界之大，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到师大去转悠呢？如果这真是我的所谓命运，那么，从那时开始，我就行走在自己的命运之中了，那么，我也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一个人能够行走在自己的命运之中，如同风行水上瓜生藤上，如同鱼入海，如同虎归山，那应该就是毫无疑问的幸运！　　确实，感谢生活，我是幸运的。因为当我孤身一人来到兰州的时候，上帝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大姨。当时他们家也刚刚从“文革”时下放的庄浪县搬回兰州不久，住在张掖路的贡元巷20号。于是星期天或者过节的时候，我就常常到大姨家去。大姨给我做一顿好吃的，我帮她从巷口挑两回水。这个院子住了六七户人家，都是平民老百姓，都在屋檐下的简易棚子里做饭。换鸡蛋的人来了，都会一边找旧衣服一边讨价还价……现在想来，贡元巷20号的大姨家几乎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它让我到了大姨家感觉是如同是回家，它也让我对一个城市的认识由浮光掠影的大街而细微到具体的一巷一户一餐一馔。　　没有它，我对兰州的认识肯定是肤浅的。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一路上唱着歌又到兰州去过一次——是去相一个对象。用我当时的话说，是“几根小胡子去找自己的雀斑”。临走，小胡子送雀斑一支钢笔，雀斑送小胡子一本经济管理方面的书。那是1987年，应该说她是很有眼光的，她暗示我要在经济或管理方面好好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然而我当时的梦想却是做一个诗人。　　现在想起来，这一次的兰州之行，真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遥远午梦。　　此后十几年，我在兰州的眼里逝若飞鸿，杳如黄鹤，一去而不复返。真可谓挥手自兹去，一别十多年。　　毕业满十年时，兰州的同学们热情张罗起一次同学聚会，我收到通知，自然十分高兴，但也很快陷入犹豫。当时正值我父亲病重在床，加之自己一事无成，一身潦倒，不似同学们或腰缠万贯，或位居显贵或学业有成，于是感到自己实在无暇也无颜去凑热闹。当时我不无偏颇地想：“像我这么一个功不成名不就的寒酸样子，到人家兰州去，去做什么？”我也曾私下给兰州的一位同学说：“如果我将来到兰州去，不外是两件事，一是领奖，二是看病。领奖是来宣告自己的光荣与成功，看病是来宣告自己的沮丧与失败。”我的同学当即批评我：“你为什么不把兰州当成是你们本地一个随随便便的地下商城呢？”　　可是，我还真的不能把兰州当成我随时可以去转一转的地下商城。兰州，这两个字，这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深广：我是在兰州上的大学，我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学业，就是在黄河之滨的那个城市完成的。那里有我的母校，有我的老师张明廉教授、彭金山教授和钮国平教授等。我的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篇论文，都是在兰州写成并发表的。兰州有原来《飞天》杂志社的张书绅老师，是他从“大学生诗苑”里把我扶上了诗歌的黑马；兰州也有李老乡先生，他似乎一天一天地老了，是他鼓励我在诗歌的路上不懈前进，是他肯把逆耳的忠言低沉地说给我听：要珍惜自己的文字，不要为了一点稿费就……在兰州，我还体味到了爱情迷人又恼人的滋味——有一次，业已分道扬镳的我和她在黄河铁桥上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互相陌如路人而又互相偷偷注意，让脚下的黄河水也笑了个噗哧一声……　　兰州怎么能是我随便去转一转的地下商城呢？　　2000年，在阔别了十几个春秋之后，在“多不接世，悲守穷庐”（诸葛亮《诫子书》）地生活了十几年后，我终于以“跨世纪”的步态来到了兰州。当年我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离开的，十几年后我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回来的——我来参加“世纪之春·兰州诗会”。之后的2001年，2002年，2003年，我要么是开会，要么是领奖，要么是路过，到兰州去的次数，居然多了起来。这“多”中的高兴，就别提它了，要提的，却是这“多”中的不高兴。　　2003年秋，我们学校突然强硬地执行了一个土政策：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一律不准申报高一级的职称。也就是说，没有研究生学历，突然成了我生命中柔软的下腹部，成了这个世界向我发动无情攻击的诺曼底。伤害一旦出现，伤口一旦形成，血一旦流出来，那些嗜血的鲨鱼们便马上闻腥而至，他们恶毒的嘴全都叮在了我的伤口上——我的所有的领导最后都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你赶快去报一个名吧，只要你报个研究生班上着，明年我们就把你报上去……”　　他们都要求我削足适履。　　当年，在雅典，苏格拉底被他的祖国判定有罪。按照雅典的法律：如果法院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陪审团也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这个人承认自己有罪，他就可以选择或流放或保释的刑罚，他就可以不死。于是从法官到狱卒，从陪审员到街上的贩夫，大家对苏格拉底说的话，也只有一句：你就认罪吧！不就是一句话么？只要你的嘴轻轻地一动……　　苏格拉底知道：整个雅典都在等着他说出那一句认罪的话，只要他认罪，他就可以不死。　　然而苏格拉底宁死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苏格拉底决心践行雅典的另一个法律：如果法院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陪审团也认定一个人有罪，如果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他就只有选择死刑，他只有死。　　苏格拉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　　这就是伟大的苏格拉底之死！　　和苏格拉底相比，我真应该一头羞死，因为我终于低头了——我一路沉默着到兰州报名参加了一个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当我把入学通知书交给学校的时候，我满脸羞容。我真的是比把自己的刀交出去的败军降将更要没皮没脸。我承认了自己“有罪”——有没有研究生学历之罪！我曾经信仰李白的诗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是现在，我却为五斗米而实实在在地折腰了！　　就这样，我又一次来到了兰州，来到了18年前我学习过的学校。“人一辈子，不走的路要走三回！”我现在就走在这“不走的路”上。　　看来，我与兰州的恩恩怨怨，还远没有结束。